编者按：英国的Comma出版社（Comma Press）日前出版了一本关于上海的短篇小说集《上海故事》（A Book of Shanghai），收入10位作家的10篇写上海的短篇小说。该出版项目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从容主持，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负责编选。本文为金理为《上海故事》（A Book of Shanghai）所作序言的中文版，同时附上金理与翻译家Nicky Harman关于此书编选过程介绍的通信。
战争后1843年上海被开辟为商埠，1845年先后设立英、美、法租界，殖民者在上海引入了许多与西方接轨的文明设施。于是，既在丧权辱国的阴影笼罩下，又获得得天独厚的历史机缘，上海从一个位于长江口毫不起眼的小县城，一跃而起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这里既有欧风美雨浸淫下的现代西方文明，又有老中国积淀而来的民间传统文化，交融碰撞，互相渗透。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和地理位置，容纳、试验各种思潮和文化观念，上海发展出了多元的文学传统，并奠定其在文学史上的重镇地位。
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括着各式各样的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甚至连自然景物也和前代的不同了。这种生活所给予我们的诗人的感情，难道会与上代诗人从他们的生活中所得到的感情相同的吗？（施蛰存：《又关于本刊的诗》，《现代》第4卷第1期）
这段表述意味着，现代生活与过去生活发生了断裂，由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所带来的都市现代风景，以及一种由资本主义所构筑的现代生活方式终于浮现。这样一种物质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嬗变给文学带来了新变，于是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也发生了断裂。但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在经济快速地发展的同时，也有物欲横流、道德滑坡的现象。由此形成了上海文学繁华与糜烂同体的现代性传统，该同体而矛盾的特征，形象地显示在穆时英小说《上海的狐步舞》中头一句话：“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这一传统早期的代表性作品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的小说《海上花列传》（韩邦庆著）。而从郁达夫到丁玲、蒋光慈、巴金等，他们的创作则在另一派脉络中，其笔下的男女主人公既是现代物质生活的享受者与消费者，又是这种现代性的反抗者与审判者，希望尽可能地根除上海文化中糜烂与罪恶的因素。由此构成了海派文学的第二个传统，姑且称其为批判性的传统，突出左翼文化立场和人道主义情怀（参见陈思和：《海派文学的两个传统》）。这一传统中的代表性作品是《子夜》（茅盾著）。
1949年上海解放，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特别是1978年以来，上海逐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也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上海的文学创作，在呼应时代发展、与时俱进的变革中，也承袭着上述文学传统。比如，入选本书的作家王安忆，素来坚持批判立场和人道主义。而陈丹燕则以描绘旧上海的“风花雪月”见长，基本能纳入海派文学的现代性传统。这一传统中有一支脉，表现身陷急速变动的生活而出现身份认同的危机，这是1930年代海派文学的重要主题（穆时英、刘呐鸥为代表的“新感觉派”），本书中小白《透明》、蔡骏《苏州河》延续了这方面的主题表现。
上海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早期的移民大多来自浙江和江苏。开埠之后一度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据2018年统计，全市非流动人口总数为2418.33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占比为40%。甫跃辉《丢失者》中的主人公顾零洲就是一位“沪漂”（由外地漂泊到“沪”——上海简称——打拼的新移民）青年。身份认同往往与人类经验的延续性有密切关系，容不得剧烈而频繁的隔断、推倒重来，然而在城市化、工业化及人类生活方式移动性加速的情况下，身份的构成恰恰由本质、稳固转变为选择、流动。围绕着高科技产品手机丢失这一情节，甫跃辉展开对城市人新境遇的思索。
上海这座城市的开放和包容，使其往往成为文学探索的策源地。从1930年代以小说家施蛰存与诗人戴望舒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到1980年代以小说家孙甘露与评论家吴亮等为代表的先锋文学，都汲汲于文学形式的创新。当然，形式创新也代表着叩访生存状态的多种可能性。陈楸帆与沈大成通过科幻与悬疑这两个文类，延续了上述文学传统。
来上海的外地游客，往往首先选择的观光地点是黄浦江两岸的“万国建筑博览会”（外滩）和摩天高楼群（陆家嘴金融区）——这也是好莱坞大片（《变形金刚2》《碟中谍3》《007：大破天幕杀机》等）经常选择的取景地。然而，单一的取景视角恰恰反证了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全世界各大都市的机场、星级宾馆、大型商厦、金融中心等现代设施可能是相同的，但是每个都市中居民的生活形态及其所呈现的精神面貌却丰富而独特，且各有历史渊源。即便在同一城市，不同居民群体的经济能力与生活小习惯也有多元选择。在1940年代，张爱玲的小说曾绕开欧化与精英，成功开掘出普通市民的民间生活。本书入选的作家滕肖澜、夏商与王占黑，也着力将城市生活的参差形态和不同个体的精神特征细腻地表达出来。特别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王占黑是入选本书最年轻的作家（生于1991年），但她拒绝将前卫消费样式或者城市新贵的优雅生活认定为唯一的都市标志，反而聚焦于退休的工人、破败的街道、面临拆迁的小区、弄堂口即将被清理掉的早点铺——王占黑写出了这些被忽视的地区及人群其内在的活力与丰富性。
所以，如果将本书比作一张城市文学地图的话，我们大家都希望这张地图是完整的，既指示众所周知的城市地标，也引领你深入城市隐秘的腹腔内部和边边角角，展示上海人潜藏在日常生活罅隙里的喜怒哀乐。
《上海故事》的出版方在提出邀请时，也给出了要求，每篇小说的篇幅最好在8000字，我可能为极个别小说争取到了10000字，但这个字数的要求确实限制很大。我最初给出了15篇初选篇目，在和出版方商议后，筛选出最终的10篇。
我最初的设想，除了内容上是以上海为故事舞台之外，兼顾入选作家的代表性和作品的代表性，但是我不会考虑这本书的读者（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确实不明白他们的口味）——而这一层恰恰是出版方很注重的。
在我心目当中，与王安忆这样作为上海城市标签性质的作家地位相同，另外应该还有一到两位作家（抱歉我就不说具体名字了）。但是这些作家可能以长篇见长，或者他们在8000字的范围内的作品不是他们最好的作品，所以尽管我选了他们的作品——出于我上面提到的作家的代表性，在我心目中他们代表着文学上海，可是在和出版方商议的过程中，还是被筛选掉了。其中有一位作家在我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八千字的限制选择出来的肯定不是其最好的作品，我初选了一篇他的小说，内容关于一位上海小资女孩对于西方的幻想与梦魇，但是出版方可能会认为这个故事对于该书的目标读者而言没太大吸引力，所以最终这个小说没有保留。
让我觉得最可惜的是，陈村先生的《死》没能入选，这篇是我力推的，出版方也同意，可是版权方面有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这篇作品是写“我”寻访翻译家傅雷的故居，通过“我”与亡灵的对话，来寻访生命的意义。上海这座城市总被理解为环绕着小资气息、物质浮华的气息，在这种情况下《死》带来另一种理解，这篇小说是如此“沉重”，也涉及了知识分子人文精神传统的传承（咱们不可以忘了这座城市中有鲁迅、巴金等人的奋斗足迹）。本来有了这篇小说，可完全为该书增添不一样的色彩，真是非常可惜。
最终入选的作家中，年轻作家（70后、80后、90后）占了一半以上，这很吻合我的预期（近些年我在文学批评的领域，着力追踪的也是中国大陆当下的青年作家），因为上海是一座朝向未来的、有活力的城市。而且年轻人的创作也比较多样，小白一直在文本形式上有所探索，沈大成和蔡骏偏悬疑，陈楸帆是科幻，甫跃辉是传统的写实。上海的活力也来自于其包容性与多元性，像陈楸帆和甫跃辉都是“新上海人”（出生地并非上海而目前定居上海）。这种多元也体现在小说内容上，我在序言最后有这样一段话——
来上海的外地游客，往往首先选择的观光地点是黄浦江两岸的“万国建筑博览会”（外滩）和摩天高楼群（陆家嘴金融区）——这也是好莱坞大片（《变形金刚2》《碟中谍3》《007：大破天幕杀机》等）经常选择的取景地。然而，单一的取景视角恰恰反证了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全世界各大都市的机场、星级宾馆、大型商厦、金融中心等现代设施可能是相同的，但是每个都市中居民的生活形态及其所呈现的精神面貌却丰富而独特，且各有历史渊源。即便在同一城市，不同居民群体的经济能力与生活小习惯也有多元选择。
所以，如果将本书比作一张城市文学地图的话，我们大家都希望这张地图是完整的，既指示众所周知的城市地标，也引领你深入城市隐秘的腹腔内部和边边角角，展示上海人潜藏在日常生活罅隙里的喜怒哀乐。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最想推荐的是本书入选作者中最年轻的一位——王占黑。我想和您分享一段我的成长经历，由此可能您会理解，为什么我会非常推崇王占黑的小说。
我是知青子女，父母都是地道上海人，“文革”期间他们先是去江西插队，然后千辛万苦调职到江苏无锡（因为从当时的地图上看到，那里有距离上海最近的火车站）。我出生在上海，但自小被父母带在身边，他们一遍遍地向我讲述：外滩的钟声和“世界建筑博览会”、豫园的九曲桥、凤凰牌自行车、王家沙的精美糕点……我是通过高考考回上海的，在实际回到上海之前，我生活在对上海无尽的想象中。坦率地说，学习的最大动力就是“我要回上海，回到那座城市！”后来如愿去复旦大学读书，有天在寝室里和亲戚通电话，旁边两位“上海土著”同学窃窃私语：“你听，他说上海话时有几个词咬不准音。”如同创伤经验，这件事让我痛苦纠结了半天。后来读到陈丹燕小说《慢船去中国》中有相似细节：主人公范妮的父母作为知青，二十岁到新疆，生活了大半生，妹妹简妮在新疆读完高中考回上海。长期远离上海的生活经历让范妮对父母和妹妹非常反感，“她忍不住为已经能看出来不是上海人了的父母和妹妹而感到耻辱，就像为自己家的败落感到耻辱一样。她恨他们到底不像上海人，不像是这个家走出来的人”，虽然范妮的英文远不及妹妹简妮流利，但范妮“捉得出她的英文里有不是上海人发音的微小区别”，并为此沾沾自喜。以上生活中与文学中的例子，都关乎围绕着城市而展开的身份认同。可想而知，我和城市的关系一度是多么紧张和焦虑（生怕被周围人辨识出“不是上海人”）。而前些年，不少青年作家的创作也完全围绕个人与城市之间的紧张关系展开。那完全是司汤达、巴尔扎克式的写作：当庞大的都市在面前展开时，外省青年内心充满野心与狂想，既要拼命融入，又总是感觉到处处排挤和累累伤痕。
近些年来情况似乎有所变化，更年轻的一代写作者，能够以较为平情、冷静的态度去把握个人和城市的关系，紧张和焦虑已得到了缓和。比如王占黑，借用她作品中的一句话来表达——小花旦给了“我”什么，给了“我”一双眼睛去看上海（《小花旦的故事》，我以为这是迄今王占黑最优秀的小说，可惜因为篇幅太长，无法选入《上海故事》）。而王占黑透过这双眼睛所看到的上海，是我看不到的；准确地说，是我一度不想去看的，而从心理惯习而言，我们往往只会选择去看那些我们愿意看到的。请容许我再插入个人经历：当我回到上海读大学之后，每星期都会去奶奶家度周末，但其实我很排斥这件事。奶奶家位于老式的工人小区，我总是在下午或黄昏的时候抵达，当双脚刚刚踏进那个小区，耳边听到的是搓麻将的声音，鼻子闻到的是煎咸带鱼（上海普通市民日常的“下饭菜”）的味道，眼睛看到的是树荫下老头老太在聊天……这一切都让我感觉到时间停滞了，衰败而缺乏活力，于是设想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去奶奶家里。但是现在想来，其实这样的空间就是王占黑着力表现的中心，她写出了像我这样的读者原本不愿意去关注的人和地区其内在的尊严、活力与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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