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响中国·人民至上@中国式现代化】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成就“中国之治”
【理响中国·人民至上@中国式现代化】让社区成为居民最安心的港湾
【理响中国·人民至上@中国式现代化】锚定目标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009年，周立波是上海男人中最值得骄傲的一个。一个人凭一张嘴成就了一年4000万的演出市场票房神话，他用“沙文主义”式的热情唤起了上海人发自内心的骄傲，他用幽默滑稽的表演赢得了人生舞台上的第二次重生；2010年，因为与“大哥”关栋天分手事件而备受争议，却依然不能阻挡人们对他创立的海派清口的追捧与喜爱。海派清口，周立波创立的这个海派文化中的新新艺术品种，从哪里来，又该往哪里去？
从200多座的戏剧沙龙到600多座的兰心大戏院，再从900多座的逸夫舞台到1300多座的美琪大戏院，再到近4000座的上海长宁国际体操中心，周立波恐怕都没曾料想过，自己创立的海派清口会一下子火得这么厉害。
2008年底，由周立波创作的海派清口代表作《笑侃三十年》演出40场创下票房1000万元记录。2009年5月，前者的姊妹篇《笑侃大上海》在开票一小时内即被抢购一空。一个人，一张嘴，一个提示夹，120分钟，无论周立波演什么、说什么，总会有强大的票房号召力。据统计，周立波的海派清口表演在120分钟内使观众笑声次数达680多次，创下上海演出史上的奇迹。如果说部分观众在去年还只可以通过电视、网络和碟片去看周立波独创的用上海方言“雅侃时事”的海派清口，那么2010年春节，《壹周立波秀》在全国各电视频道频频热播，正式让全国的观众记住了这个幽默滑稽穿着西装逗乐的上海男人。
周立波1981年考进上海滑稽剧团，师从上海曲艺界暨滑稽界泰斗姚慕双、周柏春，表演风格亦庄亦谐，融各派冷面滑稽于一体，又不失文人才情的调侃和嘲讽。曾因为一时冲动伤人而入狱，也曾下海经商，2008年底回归戏剧舞台。连余秋雨也盛赞：“如果上海滩50年出姚慕双和周柏春，那100年也未必能出一个周立波。”
周立波自创的海派清口主要以口头语言进行说唱表演，在审美风格上可归为“谐谑”类曲艺艺术。它最初源自滑稽戏、独角戏，也吸收了香港“栋笃笑”的表演形式。“栋笃笑”(Stand-UpComedy)，意即“站着做的喜剧”，作为美国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是香港从西方引进华人社会的喜剧表演艺术。而与“栋笃笑”有完整剧本不同的是，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并无剧本，只有几行写在提示夹上的关键词，注重即兴发挥，形式上更自由。“清口”，是区别于依赖色情笑话的“粗口”，与赵本山之于东北二人转，郭德刚之于传统相声立足于传统又加入创新内容不同的是，周立波很大程度上跳出了上海滑稽戏的圈子，举起了海派清口这一全新旗号。
海派清口吸收了上海本地滑稽戏和北京单口相声的表演精华，讲究以“说、学、逗、唱”为制造笑料服务。学，周立波学什么像什么；逗，是他的拿手好戏，举手投足都是艺；唱，他唱费玉清的歌，唱刘欢的歌，声音形体都酷似；说，更是周立波的根本，时事是周立波海派清口的“灵魂”。周立波的清口不乏针砭时弊、反讽生活，贯穿了他表面戏谑而内里严肃的通透态度，他讽刺假货，揶揄统计数据，大牌明星，开涮股市，讽刺中国足球。“笑侃”背后，也引起大家深层的思考。
一般而言，“谐谑”类曲艺在创演实践中，由于以幽默和滑稽为主要审美特征，极易陷入以逗乐为目的而流入低俗的境地中。而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内容和主题的积极健康保证了艺术品位的“雅”。其一以贯之的“民生视角”形象地揭示出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在提供娱乐的同时“观风俗，知薄厚”。《笑侃三十年》中，他寻找上海城市30年来的生活变迁，衣食住行、酸甜苦辣，勾起了几代上海人五味杂陈的集体记忆。纪念上海解放60周年的《笑侃大上海》，在貌似“意识流”的随意调侃中勾勒出大时代的侧影。
在获得观众认同的同时，周立波也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就。在上海，观看周立波的演出慢慢的变成了一种时尚，也成为了高端阶层茶余饭后最好的娱乐方式。周立波的演出票价800元一张，且不接受团体订票，也没有关系票和赠票，每张票都是喜爱周立波的观众自愿掏钱购买。一时间，周立波成为上海市民争相议论的焦点，很多人甚至将周立波捧在了振兴海派文化的重要位置，人们认为，海派清口的艺术魅力在于它是海派文化的幽默表达。
俗话说：“两千年看西安，五百年看北京，一百年看上海。”一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写就了上海的传奇。上海是一座典型的近代崛起的城市，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文化的错综复杂，同时又不能逃避社会历史的动荡和冲击。
“海派”一词，是20世纪早期北京的一些文人用于批判上海某些文化现象而缔造的。当时，海派的对立面是京派，京派是传统的正宗，海派则是叛逆的标新立异、中西结合的产物，充满浓郁的商业色彩和民间色彩。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文坛有过一次关于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的争论，对海派文化褒贬不一。鲁迅先生于1934年2月3日的《申报自由谈》发表了《“京派”与“海派”》一文，他指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所以，“海派文化”一出生，便打上了“商文化”的烙印，同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相对。上海是在中西文化冲撞与交汇的过程中，由中外移民共同缔造的以通商为基本功能的商业巨埠，所以海派文化透露出较浓重的商业消费主义情结，推崇物质享乐生活的同时也渗透着精打细算的观念。
上海从开埠之日起就受着殖民文化的影响，这里最早开办西方人的工厂和学校，最多引进西式建筑和市政管理，上海人的行为方式、婚丧嫁娶礼仪，就连编门牌号码也都是学自西方，上海人几乎全方位拥抱欧美文化尤其是欧洲文化，到上世纪30年代达到鼎盛。
在西洋文化中包含了两种主要的思想。以英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新教思想，这种思想最大的特点是严谨和理性，认为要重视世俗生活，在自己一生中努力工作，积累财富，谁的表现最好，谁就是上帝最好的选民。另外，以法国为首的天主教思想，它的特征则是注重事物的艺术性，是一种浪漫的超脱的思想。
在当时中国的翻译小说中，福尔摩斯、狄更斯等英国作家的小说占了很大的比例，而当时的阅读主体并非文化精英层而是更为广大的市民阶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如此大量的代表维多利亚式的价值体系的文学作品能被普通的上海读者所接受、所喜爱，它对上海早期的都市文化，对上海市民的阅读趣味、审美趣味一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但是上海从来就没简单地“西化”，大量自南而来的浙江人和自北而来的江苏人，构成上海主要的“移民”群，所以，上海同时又保存着部分江南的民间传统文化特征。江浙人是古代吴越人的后裔，五代时期，吴、吴越、南唐相继在江南割据，江南地区日益繁荣，富庶的经济与诗画般的地域环境成为孕育中国古代文人的摇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江南文化，代表着生命最高的自由理想的审美气质，它影响到近代上海人的精神气质：书卷气、重文采以及精致、细腻、审美化的日常生活。
上海在外来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之间，继承了吴越文化的敏感和细腻，对异质文化体现出一种宽容的姿态，中西大汇融的“海派文化”随之渐趋形成，而上海也一度站在了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央。
新中国成立以后，曾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等文化单位迁往北京，以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夏衍、曹禺为代表的上海文坛骁将率队也陆续迁居北京，北京逐步变成文化中心。早在几年前，上海曾出现了一股怀旧热潮，出版界大量涌现以“老照片”、“繁华录”、“旧梦”为题材的书刊及图片册，追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上海的辉煌景况，颇受市民大众的欢迎。生于上海的香港人王家卫，更是十年一梦地怀旧着逝去了的上海。在新一轮的怀旧浪潮中，剧场里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又成为上海人再次重温上海旧梦的窗口。
周立波是个聪明人，他的舞台定位，乃至观众定位，十分精明地确定在了上海人，能够听得懂上海话的上海人。
“清口”的表现题材以真实的生活为蓝本，从改革开放30年，说到大上海百年变迁，还有瞬息万变的金融经济……一切大时代的更迭交替，不能离开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与百样人生。在《笑侃三十年》里，拖鞋底、麦乳精、打桩模子、偷吃油条等等这些往昔岁月的难忘回忆勾起了整整一代人的集体回忆，到了股市、房产、萨科奇、闵行倒楼……周立波嘴里的讽刺对象，已然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可以说，周立波正是以其独特的叙述与滑稽戏式的节奏、手法、表情，交织出一曲属于当代上海人所特有的幽默曲调。这其中有着甜蜜，有着辛酸，更有着太多的自豪与骄傲，但凡看过现场表演的人无不能感受到台上台下所共同构成的一种集体性地方荣誉感是多么强烈而振奋人心。这也是那么多上海人喜欢周立波，并坚持认为他“很有腔调”的原因之一。
作家程乃珊曾提到：“周立波所体现的就是一种上海的小市民文化。”社会上评论周立波都说他的海派清口很俗，程乃珊则认为海派文化中其实缺少不了俗，并不能把俗的东西一味剔除出去，因为有很多俗的内容就是普通市民生活中的东西。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说，周立波解开地域文化密码，让上海人感受到一种派头和尊严。有专家这样认为，半两粮票一直纠结着上海人，出现在作品里的上海男人，始终是小气的、软骨的，周立波让上海男人扬眉吐气。
周立波给上海人讨公道的可不仅仅只是靠揶揄，他甚至捉到了罪魁祸首：“你看，全国人民对上海人的歧视，某些电视台绝对要负很大的责任，在春晚一次次无良的笑声中，上海人的猥琐形象便传遍了全国。为何需要把一种非常极端的例子作为一种常态？上海人不是这样的，这样子的丑化并不能让你的思想和观众达成沟通。”但周立波要做的不是改变全国人民对上海人的看法，而是让上海人寻找自我的归属感，然后不屑于任何的歪曲。
首先从形象上就能够准确的看出周立波要体现出上海人的精致与与生俱来的品味，打理得根根分明的“头势”，笔挺的西装加白衬衫，怎么看也不像是要逗乐，而是像去参加名流云集的晚宴。“我是不会把六十几只大蒜头背在身上的”，仿佛是为了“报复”巩汉林老把上海人演得獐头鼠目，周立波也爱用“大蒜头”来描绘北方人，就好比他说自己不会和郭德纲一起演出，“一个喝咖啡的怎么会和吃大蒜头的在一道”，虽然这话有些过于偏激，但却让上海人得到了共鸣，这些段子够解气，也让上海人愈发爱煞了这个人。
在利用南北差异，极力宣扬“大上海人”的同时，周立波在嬉笑怒骂的不经意间，说出了小老百姓最爱听的那些话。
上海作为近代城市的形成过程是市民社会兴起的过程，因而在这块土地上发育而成的“海派文化”，市民性是关键的元素。从上海的风土人情、历史面貌谈到文化特色，“上海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地方”，洋溢着作为上海人的自豪感。海派文化的重要内容——海派方言，如“打桩模子”“元宵模子”等，也作为“文化密码”频频出现，在与观众的共同解码中获得情感共振。周立波说：“我是主动去探索这座城市的思想，希望与观众一起完成对这座城市的思考，帮大家找回对这座城市和对海派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其实，上海人从来就不需要去找回那不曾失去的自豪感。上海人的排外感是与其历史赋予的天生的优越感相辅相成的，上海人的面上的排外已经变成了内心的排外，那些上海人眼中的“乡下人”已经混在庞大的上海人流当中，跟上海人一样打扮，没有人能一眼看出他们之间的区分。周立波在某一种意义上完成了上海人民寻找回失落的世界的愿望，在上海的剧场里，周立波是一块试金石，只有上海人在听周立波的清口才会笑，其他人听了只会强颜欢笑。
《我们台湾这些年》的作者廖信忠说：“周立波的火爆特别大程度上是上海人在寻找一种身份认同，因为这些年上海外地移民慢慢的变多，上海文化的纯粹性不明显了，能欣赏周立波的人恰恰是上海人。”
之前，周立波在面对媒体时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的海派清口瞄准的目标受众主要是上海的中产阶层以及中产阶层以上的人群，所谓“清口”，即是区别于北方小品的“粗口”。显然，周立波一直在刻意强调南北的审美区别。
周立波曾经说自己是当代海派文化的代表人物，但后来他又否认这种观点。至少，在上海人看来，大上海、大商业必须要有一种大文化相辅相成。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周立波曾说，他不是学者，他的职责是让大家笑。但笑不是最终目的，也不是幽默价值的标准。相声、小品、滑稽戏、幽默剧的价值除了娱乐，还有别的功能，比如：启迪、思考、充实。如果笑过之后，所得甚少，就毫无益处。周立波讲的一些笑话背后还有一些社会思考在里面，他有一种客观的判断和选择，了解什么东西有幽默价值，具有市民幽默的发现能力和选择能力。所以，周立波的表演在剧场里吸引着观众，搬到电视节目中同样受欢迎。尽管如此，周立波也无法代表海派文化。周立波是一个社会阶层的一种代表，他只能代表他自己以及与他相类似的群体。”
去年年底，央视虎年春晚总导演金越携导演组一起，曾专程到上海力邀周立波上春晚。他们从宾馆到饭桌，一直谈了4个小时，周立波最终以档期为由婉拒了金越的邀请。
此事还惊动了上海市的作家、评论家、理论家、艺术家等30多人，以“创新文化集成打造上海本土演艺品牌”为主题，对周立波海派清口进行了一次研讨会。会上，不少专家力劝周立波别受春晚诱惑，再三强调：“千万别受郎昆‘诱惑’，你上央视春晚很快就玩完。”那几乎是一次关于海派文化发展的战略性思考。
“我不需要靠春晚验证自己”，这是周立波面对媒体时的说辞，可私底下，周立波曾向朋友表示，真正让他决定不上春晚的原因，是他对他的节目在春晚上能轻松的获得的效果颇有疑虑。能否在北方小品的“主场”杀出一条血路，时不时拿南北差异来调侃一下的他也不敢打保票。
所以，大家一直存有对他的海派清口能够走出上海的质疑，而这种质疑在他拒绝2010年央视春晚的邀请后达到顶峰。
周立波一直很自信：“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上海的语言类节目，为什么一定要把上不上春晚作为标杆呢？既然是上海的语言类节目，自然要立足上海。上海有1800万人，多么大的市场，如果每个人都来听海派清口，那就是将近40亿元收入。”
不过，最终的事实还是证明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何况是一向注重“商文化”的海派文化之传人，即便是要与口中曾念念不忘其恩情的大哥分手，周立波和他背后的团队还是走向了全国。今年大年初一的周立波忽然不说上海话，说起了“全国话”，做起了“壹周立波秀”，在电视上对热点新闻事件嬉笑怒骂。同时，周立波的江南巡演也将在下半年开始。
关于不再用上海人的集体荣誉感作为支撑的《壹周立波秀》是否能持久抓住观众的热情，周立波并不怎么担心。事实也证明了，周立波的人气与他精准的市民幽默的发现能力和选择能力，让《壹周立波秀》同样吸引了全国观众的眼球。虽然失去了关栋天，但现在已经有一个十几人组成的团队在日夜不停地帮他搜集笑料，创新作品。为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特别是都市白领入场，周立波每天坚持上网、读报、看新闻。他说，只是想日复一日地修炼，争取把表演做到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