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对海派文化的理解还需要加深。把海派文化的精神吃透，它的辐射力就会更大。
总的来说，更好地为上海“求解”要理解上海这座城市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抓住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来加以突破，当前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见事见人，既要引进跨国公司总部，也要重视企业家的集聚，怎么使企业家喜欢上海这座城市，愿意在上海干一番事业。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城市的教育、文化等都应该营造相应的环境。
东方早报：王院长，上海正处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东方早报的“上海求解”系列报道旨在汲取全球14个城市和地区的经验，来重审上海在创新驱动、人才引进、高等教育和文化繁荣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请问您对于上海怎么样应对这几方面的挑战有怎样的看法？
王战：上海城市的发展，我觉得很具有典型意义，当初我们在做世博会主题研究时选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选这个题目做过很多背景分析，我们大家都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城市载体，来展现国际国内城市发展的轨迹，来探讨未来城市发展道路是具有典型性的。
大家都知道，上海城市最初是一个渔镇，在通商以后，有了急剧发展，到1949年的时候人口已经到了600万人的规模，当时，在金融上，上海在全球已经是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了，在远东是超过东京的。一座城市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有这么快的发展，这在世界近代史上的城市发展中都是一个奇迹。
上海在文化上也很有自己的特质，人称海派文化，很多人对海派文化的定义我认为有问题，好像海派文化就是上海的一些小资玩玩的文化，一说起来就是张爱玲等等，这是不对的，有些充其量可能只是海派文化里的一支，比如鸳鸯蝴蝶派。
海派文化，我认为是中国的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碰撞以后留下来的合理的东西，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最早的翻译文化会诞生在上海，最早的很多西方的文学、美术、音乐、体育、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都是从上海进来的，同时，上海也是中国的诞生地。
我认为，中国近代文化的精髓在江南，江南文化发展和运河经济有关系，因为大运河带来了南北文化的碰撞，而上海通商开埠以后，上海变成了大码头，江南文化又和西方文化在上海再次碰撞形成了海派文化，所以海派文化的根子是江南文化，上海这种文化特质很重要，这和上海的创新、人才、教育等都有关系。
1949年前都把上海形容成“冒险家的乐园”，当时说“冒险家”带有点贬义，最近在长宁区有个展览，关于匈牙利的建筑家邬达克，上海好多经典建筑都是他设计的，你可以说邬达克当时到上海来讨生活也是冒险家，而中性地评价企业家也是冒险家。
城市经济学里有一个集聚效益，就是城市的发展，需要九种人的集聚，而第一个集聚就是企业家的集聚，有了企业家的集聚，然后才有其他人的集聚，造就了近代城市的发展，如果从这个方面来看，上海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企业家集聚的过程。当然1949年-1978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搞计划经济，但是上海的工商业发展没停顿，在全国发展也是最快的。
企业家的集聚反映了城市的创新能力，什么叫企业？公司能够理解成企划事业，我们可以说马云是一位企业家，他企划的就是过去别人没有干过的事业，所以像企业家这样的一群人的集聚，我认为，它是一个城市创新的最主要的动力。
如果总结上海改革开放以来有什么教训的话，创新主体不对等是一个问题，我们过去一说搞创新，就想到国企，希望国企成为创新的主力军。但是国企老总几年一任，是政府任命的，很难把创新看作他的身家性命，容易短期行为，在任期内这几年把他所在的企业做好，利润能实现增长就不错了。
我们也曾寄希望于外资企业，上海有几百家跨国公司研发中心，但是，我们也发现，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往往只是为了让产品更加适应中国市场，日本企业是最典型的，它的很多产品就是研究中国人的消费心理是什么，但不会把核心技术给你。
比较以后，我们就觉得民营企业应该是创新主体，但是很多民营企业规模很小，缺少金融的支持。说到底，如果我们说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是发展主线的话，要看上海这个城市是不是有这么一大批企业家，企业家和创新这两者从某种角度是同等意义的，如果离开了集聚企业家来谈创新，就有点不靠谱，上海过去有什么教训的话，你会发现，就是上海这座城市企业家还不够多，全国知名的企业家在上海集聚得不是多了，是少了。
讲创新可以讲很多，但从根本上说，创新是企业家干的事，一个城市是不是能产生这样的企业家，是不是能集聚这样的企业家，是反映你城市的创新能力的，这是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东方早报：谈到企业家的重要性，一方面会有上海为什么没能留住马云的困惑，但另一方面在上海的不少地方好像还是更加青睐大公司大企业，像跨国公司总部等。
王战：这还是一个出发点的问题，跨国公司引进来会感觉很有政绩，但是，一个小微企业就不一样了，比如当初马云就在上海搞创业，也就是一个小微企业，他走谁会动心？走就走了。
我最近在反思，我们以前可能有些问题还没想透，比如这轮信息技术革命当中，冒出来一大批平台性企业，这些平台性企业的发展规律和传统的中小企业是不一样的，在市场细分当中，一旦抓住了一个可以获得利润的商业模式，它会在短时间内长得很大，它的特点是通吃，某一领域几乎所有的供求都涌向一个信息平台上形成了排他性，像淘宝网阿里巴巴等就是这样，这种平台性企业应当成为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市场主体。
王战：上海的张江模式有它的长处，它和北京的中关村模式、深圳的中兴华为模式是不同的，张江形成的孵化器基地，很多企业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所以对长三角、对全国是有贡献的，对张江本身所产生的税收还不够明显。张江的孵化器作用还是需要的，可以发挥上海对长三角的龙头作用，上海的带动作用应该也包括创新驱动的带动作用。当然，更应该有一批企业在上海产业化，形成产业规模。
张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一个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就是中国自己能够生产芯片，这是我们能在这次信息技术革命当中跟上科技发展步伐的一个标志，我们曾多少次丧失机会跟不上，这一次对整个中国能跟上信息技术革命步伐、突破国外的封锁方面，张江起的作用很大。张江最近在基础研究上所建设的“上海光源”等项目对科技进步也有很大帮助。
王战：企业家和创新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刚才讲的第二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就是人才问题。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一讲人才高地，就理解成制订一个计划，要引进多少人才，好像人才的问题都变成了人事局的活，比如到国外到处招人才。
人才其实应该分两部分，搞基础研究的人才，高校、政府的确要考虑怎样提供好的条件把他们引进过来，但是另一方面的创新人才则大部分是企业家的事，一个好的企业家找来的100个人才比政府订个计划找来的100个人才可能派用场得多。因为他的人才是形成有机构成的，知道什么样的人才需要放在什么位置上，而政府找人才往往只能从职称上去找了，比如这个人在国外某某名牌大学已经拿到终身教授了，或者说拿到什么奖了，如果在基础研究上，这些标准是可以的，但是从一个城市的发展来看，企业人才还是应该让企业家去找，而政府则为这些人才能顺利进来提供政策环境。
东方早报：是不是能够理解为，上海在提高人才向心力方面，如果在沪的好的企业和企业家多的话，需要的人才就会过来？
王战：我最近在安徽沿江的一个中等城市考察，有个案例挺有意思的，那边有个当地人在网上做软件设计，国外有很多公司用的，产品已经做到几千万美元，辐射到30多个国家，他虽然是当地的企业家，但是他的很多人才却是从上海挖过去的。这就说明企业家在希望做成一项事业的时候，会知道需要各个方面的人才，他的人才是围绕他的事业形成团队的，我觉得我们上海应该能形成企业家的集聚，企业能够在企划事业的过程当中去找人才，政府为此提供好的宜居环境和政策环境，所以，创新和人才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王战：其实，“上海求解”阐述的几个方面的问题都是有联系的，再比如教育，前面说到的人才引进有从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引进的，但是也有很多是上海教育培养出来的，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在最好的学校里考分最高的人往往成不了企业家，他们受到很多的约束，从书本上背了很多东西，但是市场却是瞬息万变的，这就要求企业家要有敏锐的捕捉能力，我们上海的大学里很多好学生可能当个白领可以，但当不了企业家，农民中倒是出了很多企业家。
这就需要反思我们的教育是不是没有跟上我们的发展，最近大学生就业难更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教育上有几个问题，一个是教育目标问题，我们教育的最高纲领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这是正确的，而对老百姓来讲，中国的家庭，培养子女是家庭第二大投入，第一大投入是房子，第二大就是子女教育，16年的连续投入，那么大的投入，每个家庭肯定是抱有一定期望的，将这些期望的共性抽出来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教育是否能把孩子的特长发挥出来，使孩子可以找到发挥特长的稳定的工作。说白了，老百姓对教育的期望目标就是就业，而这个就业最好是能把孩子的特长发挥出来，工作稳定，钱多点更好。
我们的教育和这个期望还是有差距的，我们更多的时候还是分数挂帅，作为指挥棒的高等教育要思考解决学生谋生就业、发挥特长的问题。
王战：余地很多，我们现在把很多目光都放在培养世界一流的大学，如果从学生就业角度讲，实际上海很有优势的是两块，当然我们有复旦、交大、同济这几所属于国内一流的综合性大学，而上海很有魅力的一块是我们有一大批专业院校，现在问题是很多专业院校拼命要搞综合性大学。
上海有很多好的专业院校，比如上海音乐学院，全世界排名它可以进入前五的，北大清华这方面都赶不上，上海还比如有像戏剧学院、华东政法、立信会计等学校，在全国都是非常强的，在培养专业人才上是有所长的。这就取决于教育目标是什么，如果仅仅是为了做政绩，都搞综合性大学、世界一流，如果是为老百姓子女就业考虑，为学生找到稳定职业服务的，就应该把上海的这些特长发挥出来。
还有一块很可惜，就是上海原来有很多很好的职业教育学校，分得很细，现在撤并了很多。当前为什么出现国内大学生就业难的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分流，我们现在很多岗位都缺，如果有好的职业学校，培养出来好的专业人才，就业也就会好一些。
这也可以回答现在大学本科达成就业意向的连50%都不到，但是上海有的职业教育学校都达到了97%，有的学校还供不应求，比如医疗器械专科。这些说明我们学校的专业结构和当前社会的就业结构不匹配，我觉得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两三年当中从中央到地方领导都开始重视了。
在德国、日本、瑞士、新加坡，凡是现在先进制造业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它都有很好很发达的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级蓝领方面有一套。我印象很深，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新加坡住在一家宾馆，门口的迎宾生都很乐呵，我当时想如果在国内，这样的小伙子可能就怨得很，新加坡是采取精英教育的，小学毕业后就分流了，以后中学毕业还要分流，所以新加坡就五所大学，由于家庭教育投入少，心态就很好，如果是本科生去做迎宾生，专业不对口，心态就很难调节。
我们目前的教育还没形成一个梯度，日本的高专地位还比很多大学要高，50所高专都是“国立”的，而大学能够冠名为“国立”大学的则很少，日本对高专是财政全额拨款的，我们大家可以从这个方面理解日本制造业的发达，一个孩子15岁就认定了要去学习汽车制造，足以说明他对这一事业的爱好和忠诚度。
把每个孩子的特长发挥出来，这样的人才里一定有创新人才。创新、人才、教育在这个意义上是一回事情。
东方早报：在上海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中，上海怎么来实现城市在文化上的繁荣？
王战：我认为上海对海派文化的理解还需要加深。把海派文化的精神吃透，它的辐射力就会更大。比如说动漫，如果紧跟在日本动漫后面可能就不可取，实际上人家也在消费我们的东西。前几年的《大长今》为什么能吸引人，实际上它注意吸收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把东方人的文化价值观讲出来了，我们有的文化产品却还沉浸在对帝王后宫的戏说中。张艺谋当初为什么拍《红高粱》能得奖受到好评，因为《红高粱》贴近老百姓，《满城尽带黄金甲》则追求西方式的大片效果，评价就远不如同期低成本制作的《三峡好人》，因为后者注意触及人性问题。
另外要注意海派文化和科技的发展也有关系，上海当时是全世界第三个用电的大城市，亚太地区当年电影的发迹地就在上海。北京文化这30年的发展，和电视文化的发展有关系，因为电视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北京有央视，央视是辐射全国的，所以连北漂等都要去北京。
而上海当年的文化发展则是从电影开始的，一个电影，还有一个是戏剧，大世界游乐场就是当时东方的百老汇，原来的戏剧都是地域文化，广东人唱广东人的粤剧，浙江人唱浙江人的越剧，而当时的上海则汇聚了各色戏剧，就因为有大世界这样的载体，当时的历史特点成就了上海文化之都的地位。
那么电视之后是什么？是网络，今天上海文化的繁荣发展第一要把海派文化的人文价值观提炼出来，反映出来，把上海这样的文化优势发展出来；第二是注意能不能把网络这一先进的技术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利用好新的技术传播手段；第三有网罗人才的机制和环境，如果说是仅靠地方政府给了补贴那是讲浅了，补贴仅仅是一部分。
王战：总的来说，更好地为上海求解要理解上海这座城市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抓住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来加以突破，当前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见事见人，既要引进跨国公司总部，也要重视企业家的集聚，怎么使企业家喜欢上海这座城市，愿意在上海干一番事业？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城市的教育、文化等都应该营造相应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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