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至10月29日，作为2023上海书展的延展，上海图书公司在苏州河畔举办“淘书乐·樱花谷旧书市集”活动。周末，我抽空至旧书市集一觅，无意间竟淘得父亲张伟（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海派文化研究学者，1956-2023）三十五年前参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该套丛书由上海书店社范泉先生主持，父亲日记中多有提及。施蛰存先生任其中翻译文学集（三卷）的主编，点将父亲张伟参与协助。在编辑过程中，我父亲也得以机会向施老请教学问。11月19日，恰逢施蛰存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撰此文以纪念施老先生和我的父亲。
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名德普，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著名学者。对于他的评价，多引自他的戏言，一辈子开了四扇窗：“东窗”研古文、“南窗”写小说、“西窗”做翻译、“北窗”收碑帖。然，施先生的成就远非四扇窗能囊括。编辑方面，上世纪三十年代，施先生主编的《现代》已成为中国现代主义主要策源地和当时的文学重镇，并和阿英编辑了“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教育方面，施先生先后于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任教，编纂了诸多教材，1952年起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
施先生的教育之功，更在于他对新人的包容关怀。施先生1947年3月书信《致范泉》即记述：“一个编者对于新人的作品，当然应该用掘宝者的心情去处理它。困难的问题是：怎样断定它是不是‘宝’。一读就知道它是一个好作品的东西，当然毫无问题应该立即选用，但也往往有一种作品，本身虽然不够好，但我们大家可以从这一作品中发现作者有可能写出成功作品的天才。在这一情形之下，我们该在退还该稿的时候，附一封信给其作者，指它的缺点在啥地方，并鼓励他继续努力。这样，我们就不至于扼杀一个新人了。”
施先生对新人的包容关怀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父亲张伟最早和施先生有书信往来是1982年，彼时，26岁的张伟在编辑左翼作家葛琴的研究资料，得赵家璧先生提供线索向施先生去信。施先生的回信虽然没有解答父亲的疑问，但仍提供了一条线索和一些思路。这种对无名之辈的不拒绝的态度，令人肃敬。
施先生晚年敞开家门，在上海愚园路的家中接待八方来客。上世纪八〇年代落实政策以前，施先生夫妇住在弄堂亭子间，施先生甚至坐在抽水马桶盖上会客，这种窘境在政府落实政策房间交还后才解脱。我父亲登门拜访时，和许多客人印象中的施先生画面一样：施先生戴着助听器，穿着一袭睡袍，神态悠闲地注视着前方。
施先生世家，早年接受国学教育，家中十二个书箱藏着经史子集。中学就读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施先生看了许多林琴南译的外国小说，和上海出版的各种鸳鸯蝴蝶派文艺刊物。出于对文字的爱好，也屡屡仿写、创作、投稿。“这时候，我学做小说、诗词，不自知其幼稚，写好了就向上海的鸳鸯蝴蝶派文艺刊物投稿。周瘦鹃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半月》，包天笑编的《星期》，都发表了我好几篇作品。但那时的刊物不给稿费，我也不知道发表了文章能得到稿费，只要给我发表，就很高兴了。”（施蛰存《我的第一本书》）
1922年9月，施蛰存到杭州之江大学读书，结识了同为文学爱好者的戴朝寀、戴克崇等人，成立“兰社”。和“蛰存”是“施德普”的号一样，戴朝寀的号“望舒”、戴克崇的笔名“杜衡”也更为世人所知。这些人后面又陆续组建璎珞社、水沫社，主办《现代》等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兰友》杂志于1923年1月创刊，刊物为横十六开本，每期四至八页不等，月出三次，逢一出版，最后一期为1923年7月1日的第十七期，存世仅半年。彼时，施蛰存和戴望舒18岁，杜衡16岁，《兰友》这本同人杂志无疑为这群雄姿英发的少年满足了创作欲和发表欲，几位文学青年在此牛刀小试，即将扬帆起航。
1980年7月，我的父亲张伟进入徐家汇藏书楼工作。徐家汇藏书楼最主要的收藏是晚清民国的中文报刊，其中报纸收藏有3700多种，期刊收藏则达到18000余种，这在整个世界都是最顶尖的。父亲工作就是与这些报刊打交道：整理、编目、做研究，天天浸淫其中。作为一个喜好近代文史的年轻人来说，这份工作之美好让人无法形容，父亲曾多次说过这样一句话：“老鼠跌进米缸里。”
1986年，父亲张伟做的一项工作是研究施蛰存、戴望舒、张天翼等人的早期作品。1986年5月30日的日记中，父亲写道：“找到了1923年兰社的报纸《兰友》，这是戴望舒、张天翼、施蛰存当年在杭州组织的文艺团体，这份《兰友》一直未被人发现（虽然有不少人一直在寻觅这份报纸），上面刊载有戴、张、施等人的不少作品，有一定的价值。”是年8月26日，父亲张伟和好友陈子善约好，28日拜访施蛰存先生。当天，施先生对父亲带去的《兰友》数期复印件特别高兴，再三表示六十余年后想不到还能看到此刊，他说这是戴望舒主编的，就在他家编的。张天翼、杜衡和他都是兰社的主要人员，这期间他们因都是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小说月报》对他们来说可望不可及，因此就经常投稿于“礼拜六”派的旧文艺报刊，这些报刊容易上稿，但都经常不寄报纸，不寄稿费，所以就自己办刊物。“兰友”阶段，能够说是一个处在新旧交替的过渡阶段，其中既有旧文学的痕迹残存，也有新文学的端倪可见。施先生特别高兴，当即赠我父亲新近出版重印的《善女人行品》一册，并赠与自己的藏书票数枚。
施蛰存为张伟题签《唐诗百线年，父亲张伟得上海图书馆领导支持，特批可携馆藏珍本期刊离馆，找相关名人题跋。6月22日，父亲张伟午后访施先生，谈《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事，并带去《兰友》《无轨列车》《现代》等三种期刊，请其题跋。7月2日父亲日记所记：“午后至施蛰存家，商量大系事。请其为《兰友》，《无轨列车》和《现代》三种期刊写的题跋已全部写好，逐一拜读，甚有意义。这件事现在更觉有意义，可惜的是已经进行得太晚了，很多著名人物已先后故去，如早五年进行，收获一定更可喜。今年准备至少完成五十种期刊的题跋，全部完成大概可有一百种左右。即时作一番整理，将成为上图的珍藏品；还可以将全部题跋影印出书，开展览会，现在需要注意的是应该写下一些背景材料，以备将来使用。施先生赠其所译《间谍和卖国贼》一书……”
施先生的题跋，文字老辣，极有情味，作小品文读无疑珍品。但施先生落款1988年6月20日，与父亲日记日期有两天出入。只可惜，时隔三十五年，加之父亲也于今年一月染疾离世，相关情节虽通过文字浮现眼前，但细节已无从可考了。现将施先生在《兰友》所题内容摘录，以飨读者：
徐家汇藏书楼有此刊十三期，阅之惊喜，惜缺少四期，不知天壤间尚有存者否？六十年前少年文字，今日阅之，甚愧幼稚。
父亲张伟能得以有机会向施先生这样的前辈大家求教面授，得缘于1987年上海书店社组织编纂《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大系”是把某个方面的材料系统汇集，以便读者全方面了解情况或查检所需资料的大部书籍。1935年，著名出版家赵家璧先生主持出版了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为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1917年-1927年）作了总结。上世纪八十年代，百废待兴。1983年起，上海文艺出版社丁景唐先生接棒主持了第二辑《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年-1937年）》。1987年，另一位出版家范泉先生挑起了编纂出版《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年-1919年）》的重担。
范泉先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主编的大型文艺刊物《文艺春秋》，在长期的编辑生涯中，和茅盾、郭沫若、叶圣陶、郑振铎、巴金等文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58年起蒙冤受难，流放青海二十余年，1986年回沪，担任上海书店社编审。1987年，已经71岁的范泉先生一心想把失去的年华追回来，毅然担起了编纂《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重任。“近代文学资料有三个特点：繁、碎、乱，而且相当一部分的手抄孤本，仍流失在一些专家个人或作者亲属的手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编辑，正是为了要把这些浩如烟海、隐显杂错、良莠不齐、濒于佚失的近代文学资料，分门别类地搜集、烛隐、筛选、点校，整理出一套有点有面、鲜明系统的资料系列，便于文学研究、教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使用。”
为编好这套2000万字的巨著，范泉先生发动自己的人脉关系，聘请专家主编，组织学者担任分集主编。分集主编根据工作需要，聘请副主编及编辑组成员，建立工作班子。《翻译文学集》三卷的主编即是施蛰存先生。可能，一方面父亲在藏书楼工作，收集信息更方便；另一方面前期几次与我父亲的接触对我父亲印象还不错，施先生点将我父亲作为其助手，担任《翻译文学集》的两位副主编之一。1987年10月9日，施先生介绍范泉先生与我父亲见面，并邀参加“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编纂工作。12月17日又写信给我父亲：
我正要请你来谈谈，但要等范泉来过，把具体办法决定后，再请你来。除星期一下午，星期日全日之外，你每日下午均可来。上午是我的写作时间，不欢迎来访。
第二年1月20日，施蛰存致范泉的信中正式提到：“现在，我请孙继林同志和张伟同志为副主编，孙继林同志协助收集、选录单行本资料，张伟同志协助收集、选录报刊资料。”此后的三年间，父亲张伟和施先生、范泉先生频繁地书信、会面，商讨《翻译文学集》的资料收集、甄选、文章写作、出版等事宜。作为《大系》最早出版的一卷，几位主编都投入了大量心血，“序言”就改了几稿。父亲日记中也显示出出版人范泉先生严格的一面，以至于施先生曾经给我父亲的信件中特意提到“嘱告范泉不要去催，因这几天较热，工作不方便”。至1990年底，《翻译文学集》三卷150万字的编撰工作终于完成。1991年1月22日父亲日记中记了一笔：“范泉请代校‘伊索寓言’印稿，‘翻译卷’第一卷印出，范送样本一册，很漂亮。”此后，《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各卷陆续出版。1997年，这部国内唯一的一部权威性的近代文学巨型系列套书在第三届国家图书奖评选中，获得最高奖——国家图书奖的荣誉奖。
另，值得一书的是，我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厚厚一叠《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工作信息》。经查找资料才知道，因为当年《大系》编委和编辑散布全国各地，因此编辑室创造性地编辑了这套工作信息，以起到推进工作、交流情况、统一认识的交流平台作用。例如，施先生就在工作信息中提出“历史的‘近代’和文学的‘近代’问题”：“他（施蛰存）在经过实际考察后认为：按照历史学家的分期，从1840年的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称为中国历史的近代时期。但是，从文学发展的情况看，近代文学的上下限都与历史的分期法有差距。首先是下限，近代文学的下限应该是1917年胡适回国，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号召新文学运动的一年，而不是1919年；至于上限，恐怕各集不能一致。他认为翻译文学的上限应在1900年前后，此前翻译文学寥若晨星；而小说，也是在1900年之后，才有具有近代精神的新小说出现。”
工作信息自1987年12月20日至1992年4月12日，共出了七十四期，记录了该书编辑出版的全过程，包含着很多工作经验，同时又是一份由全国各地近百位专家学者共同撰写的对我国近代文学许多问题展开讨论的争鸣集和探索录。2012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专门集结了这七十四期工作信息出版，书名《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争鸣录》，保存了一份编辑出版史料。
自1987年开始编辑《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卷》起，父亲张伟和施先生开始交往频繁。协助大家工作本身就是天赐的学习机会。在施先生的“北山楼”，父亲听他天南地北地讲了很多掌故，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书，由此牵出很多人事物，藏书票即是其中之一。施先生是国内较早一批接触、使用藏书票的文人，施先生称其为“藏书帖”或“藏书券”。1932年12月25日，施先生撰文《买旧书》刊载于《申报·自由谈》，其中就提到藏书帖：“藏书帖是西洋人贴在书上的一张图案，其意义等于我国之藏书印，由来亦已甚古。在旧书上常常能够正常的看到很精致的。去年在吴淞路一家专卖旧日本书的小山古书店里，看见一本书上贴着一张浮世绘式的藏书帖，木刻五色印，艳丽不下于清宫皕美图（即金瓶梅插绘）。可惜那本书不中我意，没有买下来。现在倒后悔了。”
施先生主编的《现代》杂志，1933年12月第4卷第2期刊载了好友叶灵凤那篇著名的《藏书票之话》，被学界称为国内系统介绍藏书票第一文。《现代》杂志同期还附上了数页《现代藏书票之种种》，印上了精美的英国、法国、德国、波兰、日本的多国藏书票。有趣的是，父亲张伟十多年前在上海图书馆馆藏中发现《傅彦长日记》，傅彦长在1933年8月9日记载：“在叶灵凤寓所，阅Ex Libris，同在一室者有巴金、林微音、施蛰存、杜衡。”是否因为那次在叶宅的聚会，施先生相邀叶灵凤写了《藏书票之线年离世，父亲张伟也无法再行请教了。
施先生前后有过四种藏书票，家中父亲的插票册内还静静躺着数枚施先生赠与父亲的藏书票。一枚“施蛰存无相庵藏书之券1945-1948”也被收录在施先生《北山散文集》中。藏书票采用西方藏书票式样，以藤蔓、盾牌、沙轮和书籍等物为主体，充满了智慧的奇思妙想，给人以浪漫而又深邃的联想。另一枚“施蛰存藏书”是施先生解放后所作，一位巨人用力掰弯一棵大树，弯成一个“S”型，应该是谐“施”的音；另一方面，也使人联想到施先生百折不挠的人生阅历和态度。即便在特殊年代坐了板凳，施先生仍致力于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开出新的窗户、结出新的果实。
如今，施先生离世二十载，我整理父亲留下的与施先生相关的资料、文字，仿佛待在北山楼下，远远地眺望施先生对父亲张伟谆谆教诲，不禁泪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