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京剧的创新，并不代表脱离京剧本体而随心所欲、胡编乱造。在实践中造就的一大批海派艺术大家，深深懂得数千年中华优良历史传统为京剧提供了极其丰厚的养分，其沁透了神州儿女的血脉，是京剧艺术永恒的根基。
上海京剧院连台本戏《七侠五义》（下本）以全新阵容于上周末在天蟾逸夫舞台重新公演。作为应当传承发扬的上海三大文化之一——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派京剧一向以它不可忽略的艺术地位获得人们的关注，并以其极富代表性的开放意识、革新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沪上戏剧的发展走向。
京剧《七侠五义》改编自清代石玉昆著作、俞樾修订的古典武侠小说。剧中表现北宋时代展昭、欧阳春、丁氏兄弟、智化、艾虎、沈仲元七名江湖大侠和白玉堂等五位民间义士之间的恩怨纠葛，以及在一代清官包拯的引领下，冰释前嫌，携手翦除有强大官僚集团背景的黑恶势力——张正义于朝野，解生民于倒悬的传奇故事。该剧1957年首演于沪，即获得广大观众的热烈反响，连演连满，欲罢不能。这部由周信芳大师一力倡导的海派连台本戏的出炉，让当时濒临式微的京剧舞台，重开生面，再显京剧艺术的魅力与活力。
转动时光的车轮，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部戏在社会的沧桑变化中所经历的浮沉起落。在一炮打响之后，它度过了八年走红，便一头栽进了十年沉沦，而拨乱反正之后，又因传统戏热潮的回归而几乎被人遗忘。直到1980年代，京剧再一次遭遇持续发展瓶颈，为重整旗鼓，开拓传统戏曲市场，这部海派京剧由原班人马复演，一亮相便重新点亮了剧场满座的红灯，又一次让人们感受到艺术多样化带来的勃勃生机。此后，以海派风格展现魅力的一系列京剧本戏，如《宏碧缘》《盘丝洞》《乾隆下江南》《狸猫换太子》连缀登台，激活市场，甚至会出现全国各地众多戏曲院团争相搬演的盛况，风行南北，至今不辍。
人们或许要问：是什么让这些海派京剧作品具备如此强大的吸引力，能不止一次起到力挽市场颓势的作用呢？引人入胜的故事，技艺精湛的演员，手法娴熟的创作团队，固然至关重要不可或缺，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海派京剧本身所特有的优势。我们不妨从海派京剧的形成发展历史，以及它的地域特色与时代特征的角度来作分析，重新厘清海派京剧诞生发展及其优劣之处，也就能够为当下民间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历史经验与前行之力。
京剧诞生于清代乾隆年间。19世纪中叶，南方的四大徽班奉诏进京，与盛行于京华却呈滑坡之势的秦腔、昆曲、汉调、京腔等戏班相竞争复相融合，逐渐独树一帜优势尽占，形成精深成熟雅俗共赏的“皮黄戏”。之后，这一深得皇家青睐的新兴剧种又以风卷云涌之势向全国辐射，20年后进入繁华时尚的国际性商业大都市上海，被趋之若狂的上海观众定名为“京剧”。从此京剧拥有了上海这片影响广泛的发展空间，而上海也因为接纳了京剧而极大地提高了城市影响力和文化竞争力。
然而，京剧之在上海立足，并不是简单的移址迁居。它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的渗透、潜移默化的嬗变、与当地受众相互适应而终于融洽的复杂过程。19世纪末的京剧，已经迈入戏剧艺术的高峰，其发展心态难免转向稳定和保守。但上海这片经济高度发展，思想异常活跃，充满着异域感、杂糅性、想象力和开拓精神的“化外之境”，势必有不同于皇城子民的审美要求。
京剧艺人进入上海不久，便惊愕地发现，一成不变地按在北京时的原样演出，戏园子很快就会热度骤降。若不从演出形态、表演样式、唱念风格甚至化妆场面等各方面加以改革，很难长久立足。
所幸，四大徽班不拘陈规、锐意变革的经历，提供了充足的经验和良好的榜样。于是，他们直面挑战，编演应顺时势的新戏，探索演剧样式的改良，尝试舞台表演的创新。一种勇于革新、长于创造、善于吸收新鲜事物、适应南方城市观众群落审美需求的京剧艺术流派应运而生，北京人称之为“海派京剧”。它与生俱来的创新精神，令其具备以变图存、与时俱进的生命活力。我想，这正是《七侠五义》所以能在前文所述的两次困顿中，取得“翻盘效应”的内在原因。
海派京剧的创新，并不代表脱离京剧本体而随心所欲、胡编乱造。在实践中造就的一大批海派艺术大家，深深懂得数千年中华优良历史传统为京剧提供了极其丰厚的养分，其沁透了神州儿女的血脉，是京剧艺术永恒的根基。汪笑侬、王鸿寿、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冯子和、欧阳予倩、周信芳、盖叫天、郑法祥、赵松樵等等，无一不深谙传统、功力非凡。然而，身处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商业重镇，他们又有着海纳百川的心态和善于吸收一切先进事物的禀赋。尊古而不泥古，守正而不守旧。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汹涌的岁月，在科学技术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年代，海派京剧大师们在保持京剧艺术本体特质的前提下，创作注重教化、契合现实、贴近人性、讲究剧情的新剧目；倡导男女同台合作的演剧模式；尝试运用灯光布景烘托戏剧情境；改良戏服款式和化妆技巧；借鉴地方剧种甚至话剧电影绘画魔术等旁门类艺术的有用手段；强化唱念做打表演艺术的综合性发挥……掀起一场声势赫赫的改良运动，使京剧乃至整个戏曲艺术大踏步地迈上近代化进程。这就令这一传统艺术样式不但具备了海上文化的地域性特色，更拥有了被革命风潮浸染的时代性特征。
伴随海派京剧的崛起，南方新兴城市物质文明的迅速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支持作用。为适应新编剧目的创排演出，潘月樵、夏月润等招商引资，参照日本和西方的剧场样式，建造了中国第一家新式剧场“新舞台”。剔除了旧式茶园与戏剧无关的冗杂部分，加强了艺术殿堂的严肃性和观剧条件的舒适感，增添了近代化、科技化的舞台设施，以售票制取代案目制，做到了经营方式的大众化、市场化。
这一系列改革不仅广受观众欢迎，亦令演员喜不胜喜。当时来沪公演的梅兰芳就曾表示：“初次踏上这陌生的戏馆的台毯，看到这种半圆形的新式舞台，跟那种照例有两根柱子挡住观众视线的旧式四方形戏台一比，好的条件太多了，旧的又哪能跟它相提并论呢？这使我在精神上得到了无限的愉快和兴奋。”新风一开，四方仿效，直至今天，犹为主流。那么，演出场所的大变革，为何不发生在京剧的“根城”北京，而是出现在海派的诞生地上海呢？这难道不正是海派京剧的地域性特色与时代性特征使然吗？
与所有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海派京剧也有一个由低到高、由粗到精，探索实践、逐渐完善的过程。海派京剧形成初期，为冲击旧习陈规的桎梏，出现过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局面，甚至产生为俯就部分市民低俗口味的糟粕也势所难免。随时代变迁、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受众审美水平的提高，初时的那些玻璃内衣、化学把子之类损害海派名声的腐草必然被清除、杜绝。
到了20世纪中叶，《七侠五义》等经过严肃加工的剧目，已非之前的《怪侠欧阳德》《火烧红莲寺》等粗率之作可以同日而语。其内容较前健康，戏理较前顺畅，技巧也更显精彩，完全摒弃了低级趣味。而1990年代重新创作的《盘丝洞》《狸猫换太子》，面对新一代观众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综合要求，创演者将海派京剧的地域性特色和时代性特征发挥到了极致，向高精尖的标准成功攀登。
一百多年历史证明：与时俱进是生命延续的保障。海派京剧只要坚持不断努力一直在改进，自我完善的发展理念，必然能随时代发展的步伐持续前行。
正是有了上述种种背景，《七侠五义》（下本）在上演之前就备受期待。事实上，观众不仅欣赏到了新一代年轻演员呈现的蓬勃朝气和不俗功力，还品味到了该剧的制作者、创排者如何进一步发扬海派优良传统。特别是，这一版不拘于原版照搬，在剧情精炼、人物开掘、技艺提升、场景出新出奇方面更上一层楼，真是不胜欣幸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