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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钱包”都告急MAGA和MAGA还在打架-沈逸

  观察者网的“答案”年终秀自2019年以来,每年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舆论领袖、企业家、科普工作者等,为当代年轻观众带来学术与思想的盛宴。

  2023年,是经历冲击后回升恢复的一年。中国和世界重新再回到了高速连接与“双向奔赴”。在不稳定、不确定的重重疑云中,世界需要中国的答案,走向世界的中国也需要新的答案。

  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沈逸在本届答案年终秀上深入分析了美国政治的现状: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保守主义者希望重现昔日辉煌,然而维系这种辉煌的美国核心价值和实力正在逐渐衰落和褪色。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怎么样处理好大国竞争背景下的中美关系?如何为今天的美国画好“红线”与“底线”?

  “现在中美之间的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战略竞争可完全是良性的竞争——谁能给世界带来一个更好的秩序?这种秩序的核心是让世界上更多的老百姓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沈逸:各位好,今天讲的题目是“MAGA和MAGA的打架”。这个标题听上去有点奇怪,MAGA跟MAGA怎么能打起来?

  在讲中美关系和美国总统选举展望之前,我想提一下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极”,“极”是国际体系当中的一个核心的概念,讲的是实力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所谓的极就是这一个国家的实力。

  最近很流行的电视剧《繁花》里面有一个著名的桥段可以用来解释什么叫国家的力量。爷叔对宝总说,一个男人有三个钱包:第一个钱包是你自己兜里面的钱包,这个钱包里是你真实拥有的自己的钱;第二个钱包,是你可以用的别人的钱包里的钱;第三个钱包是什么?是别人认为你有多少钱。

  同样,国家实力也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国家所拥有的,可以独立支配调用的客观实力;第二个是这一个国家通过盟友,通过国际规范、国际秩序,在国际体系中可以动员起来的力量。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也门那边出事的时候,美国人说我们搞个护航行动,然后拉了一群国家,这就是动员能力。第三个层次是什么?就是当我们说起美国这一个国家的时候,在你脑海里面有一个印象,你的认知中美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我们回到今天的美国,今天这样一个世界出现的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大家对于美国实力的认知开始发生了变化。现在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正在进行两党内部的初选,目前爱荷华州第一个进行初选,他们用的词其实不叫初选,叫“党团会议”。所谓的党团会议有点像我们这边居民小组开会。州下面的行政区有一些共和党的基层组织,这些共和党的基层组织邀请共和党的选民到线下开会,然后以开会的形式去投票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是谁。在零下 20 度的气候下,你要出门去开一个内容很冗长很无聊的会,然后去投票验证自己作为候选人粉丝的忠诚度。

  然后得出的结果是“懂王”不仅赢了第一,而且得票超过了一半,碾压了排在他后面的第二位、第三位的选手。更重要的是时间。投票开始之后半个小时,整个爱荷华州开票的行政区只占到这个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几的时候,不到1%的选票开票,就说“懂王”赢了。如此压倒性的优势预示着,“懂王”又要回来了。除了能把“懂王”拉下马的意外事件,“懂王”成为共和党党内提名候选人几乎是确定的——他的一马当先的优势太大了,超过60%的支持率。

  什么叫做“从MAGA到MAGA”?语言是个很有趣的东西,2016 年“懂王”出来参选,然后提出了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然后大家都在说MAGA,我自己是研究美国的,我一看,好像哪里不对啊,这个词儿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不是里根的口号吗?只是之前没有被翻译成MAGA而已。

  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外战略提出的口号,我们中文翻译叫做“重振国威”,英文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他的这个MAGA指的是美国从越战阴影当中走出,经历了鸽派的卡特政府任期,他们都以为美国的实力相对衰退了,所以里根说要带着美国“重振国威”。新老两代MAGA之间有一张照片——这是年轻时的特朗普和里根握手的照片,他们见过,他们有传承,这种传承代表了现在被称之为“老年白人保守主义”的那种传承。当时的美国人口当中大概80%以上是白人。里根的两次连任,美国 538张选举人票,最狠的一次里根拿到过 503 张,全美一片红。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美国的MAGA,这位叫福山,大家都很熟悉。福山在 90 年代初至今逃不掉的那句话:“历史的终结”,这个结论背后的研判是什么?就是美国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 1990 年代,当海湾战争结束,新保守主义崛起,人们说“这是美国的单极时刻”,然后福山看到了苏联解体,说“我们见证了人类历史的终结”,看到了“最后的人”。这个人指的不仅是个体,而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

  具体来说就是,福山认为,所有的人就不要想了,国家该如何组织,经济该怎么样治理,政府该怎么样运行,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是什么,世界上各个国家相互之间遵循什么样的秩序游戏规则,你只要看一个东西就可以了。

  当福山提出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人说你这个理论有问题——我可以不同意你的判断,但是我无法挑战你的结论。而今天美国面临的最大的任务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维系福山的判断,现如今美国身上背负的不仅是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更是美国建立起来的霸权秩序,所谓的“美国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就是说西方文明找到了全球人类各种文明的一个终极解决方案:先成为西方的一部分,然后遵循西方国家给出的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和模式,然后凭借你的本事成为一个新的美国。

  今天,无论是特朗普的方案,还是拜登的方案,终极目标都是尝试去实现福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现在讽刺的一点在哪呢?拜登在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在美国国内没有引起舆论关注,但很值得玩味——“后冷战时代已结束了”。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我们进入了后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是什么?缺乏一个清晰的定义。拜登在国家安全战略当中说后冷战时代结束了,那现在是个啥?为什么这个国际体系起不出名字,因为从 1648 年开始,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名字换一个名字的方式是战争加和会。不是一般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卷入其中的世界大战。打到大家打不动了、打到一方被彻底击败为止,然后坐下来开一个会,签一个合约,制定一套游戏规则,国际体系也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以前在中国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多少有点阳春白雪,好像这样的战争与和会距离中国很远,但是今天不同了,我们现在在这个国际体系当中经济体量排第二,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怎么去处?如果按照那种游戏规则再搞一次国际体系权力交替的话,那世界肯定就会在核战争中毁灭了,这是毋庸置疑的。

  拜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曾经提出美国现在有四个问题,核心其实就一句话:用我们这边中学课本正确的术语叫做“美国资本主义的生存危机”,要解决这一个问题怎么办?两个解决方案:第一,天降一个“罗斯福”,走一套带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解决方案,把美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做深层的制度变革;第二种解决方案就是特朗普式的解决方案——有一些荒腔走板,但实际上并不奇怪。现在很多美国左翼的杂志把特朗普称为独裁者。大家想一想, 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金融危机出现之后,当时世界上除了美国以外,其他一些国家,比如说那个叫德国的国家,它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沙利文当然既不想往社会主义方向走,也没有兴趣让拜登变成一个“的特朗普”,于是他给出了一个调和的解决方案——新华盛顿共识。

  这个新华盛顿共识什么都好,非常好的理念,非常好的想法,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筹码。大家想过没有,美国为什么可成为霸主?其他几个国家愿意跟着美国混的原因是什么?通俗地讲,有好处嘛。这个好处从哪里来?美国或者西方的市场向我敞开,我的产品能进入你的市场,获得经济上的收益,为了这种经济上的收益,搭你美国霸权的顺风车,我愿意交换对于美国霸权的认可。

  今天,美国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打个比方,新华盛顿共识的重点工作对象是印度,但是,在印太经济框架里面美国人讲了一句,“美国的工人阶级不能失业”——对于美国的工人来说,因为中国的产品而失业,和因为印度的产品而失业有区别吗?没有区别。没有区别意味着什么?今天美国要去拉拢印度,但是给不出相应的筹码,只能像非常傲娇的猫主子一样说,给我喂食是你的荣耀,凭什么?你又不是猫。

  面对今天的美国,我们要区分“账面上的美国”和“现实中的美国”。台积电说要到亚利桑那州设厂,三星要在得州设厂,为什么建不起来?中国人在观察美国的时候,务必不要把美国当成一个大号的中国,美国没有中国那样懂得招商引资的政府,有的只有“普信”的工人和工会。最后,美国政府引以为豪的对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重大的战略性的项目,难免沦为一个拉选票的“烂尾工程”。

  美国的对外战略也面临这样的问题,美国对外战略的标志性项目其实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冲突。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援助不单单是援助,它象征着西方世界去维持西方或者说美国治理下的安全秩序的这样一种能力、信心和意志,现在整个这一个项目的进度,一言以蔽之,没钱了。

  美国不是真的没有钱,但是被国会卡住了,更重要的是没有东西了。各位,打仗打的不是钱,在战场上你不可能拿着一捆美元去朝对方扔出去,你扔出去的是炮弹,炮弹从哪里来?炮弹是不能像美元一样从印刷机上印出来的,它得放在厂里面去进行生产。统计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把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这些制导的炮弹,基本上未来 5- 8 年的安全库存都消耗掉了。而现在俄乌的战事还只是这样一个烈度。今天的美国还是那个我们认知中占据世界领头羊,作为世界秩序的霸主用武力压制一切挑战者的这样一个美国吗?至少这样一个时间段大多数人应该去考虑一下,美国的第一个钱包——现在它口袋里面最真实的那只钱包里面究竟有多少钱?能够派得上用场的工业消耗到底有多少?

  对于美国来说,如果俄乌战场真的烂尾,第一是国内政治的风险,具体对于拜登来说,事关他的连任;第二是国家安全能力上面的风险;第三个,我们来讲讲钱。美国的钱从哪里来?各位,钱不是一个从印刷机里面印出来的东西,有人说进入了国家信用货币阶段之后,国家可以用信用也就是主权债务去支撑,但有实体能够无限制地支撑举债吗?历史上,美国GDP和债务的比值有一个特定的关系——当一件特定的大事出现的时候,美国去举债,举完债了以后它的经济恢复到一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状态之后,它 GDP 的自身价值的创造超过了债务的增长。 GDP 跟债务都在增长,但是 GDP 比债务增加得更快一些,于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维持信用,避免透支。美国现在的问题是,从 2000 年开始,这条线一骑绝尘。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美国正在变成一个具有非常明显的债务驱动型治理的一种国家。

  再说到政治生态,美国现在的国内政治让大家感觉到大跌眼镜,或者说持续褪去的那层光环,逐渐退化为一种劣质化的持续不断被曝光的政治生态。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并没什么特别高大上的触及人类根本问题的什么制度设计,它往往只是涉及基础伦理,比如说“恋童癖有没问题”?如果恋童癖是一种罪行,那些在爱普斯坦文件里面被曝光的恋童癖行为可不仅是在文件里面,你知道吗?爱普斯坦是有录像带的,而有多少录像带里的人被法律追究了责任?至少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在法律系统上的那条底裤还穿不穿了?当下美国第一家庭著名的二公子亨特·拜登一系列的行为所折射出的,美国高端政治精英对美国基础的游戏规则有没有基本的尊重?美国的政治制度在教科书上可是作为人类理想的灯塔在那向外进行传播的,结果现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种种不堪,当全世界的受众是傻子吗?

  在此过程中,褪色的美国软实力在我看来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贬值的过程,不管它的速度有多少,事实上今天你们去听一些讲座,以及你在全世界社会化媒体网络上感知到的对于美国的这种态度的微妙变化,已经在向大家展示这种软实力消退进程中所公开反映出来的影响。

  为什么说中美关系现在很难讲?经常有人来问我中美关系你怎么看,我说我能不能告诉你,其实在我看来,美国政府的这项政策就是在发精神病。对方会很诧异:你啥意思?我说,就是说它其实也不清楚自己想干嘛,以及这个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但是我们又不能讲,那就不要去理他了,你总得分析点啥东西出来。没有歧视的意思,但我们今天面对的美国,它的核心决策团队有点像一个帕金森患者。有些时候它会发出一个震颤,这个震颤是由它神经系统的紊乱产生的,但这位老兄之前顶了一个武林超级高手或者谋略大师的名头,所以你不相信这只是一个震颤,觉得肯定是强大的内力或者是某种深奥的武功。

  从中国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怎么办?有一点现在越来越明确,就是当你能够确信它其实是在那震颤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设定底线跟红线:第一,相互尊重,我家的事情我来做,你家的事情我不去管,大家各自井水不犯河水,在各自框架内尊重对方基础的利益,可以有竞争,但一切要有分寸;第二个,和平共处,别打架,不是我怕你,我的力量放在这,我会理性地去告诉你,你也会理性地去进行感知。第三,合作共赢,这是中美关系的主要议题。

  中美关系大致有三类问题:第一类是所谓的身份和战略互信问题,一旦搞砸了大家要打起来的。

  第二类就是竞争和矛盾管控,比如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管制,从我个人比较浅薄的认知和理解来说,有点像美国又搞了个禁酒令。历史上美国曾经推行过严格的禁酒令,但后来为什么又废除掉了呢?因为不仅没有把酒禁掉,反而产生了更多对美国政府不利的连锁反应。美国对于中国芯片的制裁也催生了类似的连锁反应,未来的结果怎样,取决于能力的竞争最后的结果。

  第三类是合作和成本分摊的问题。举个例子,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在旧金山峰会上,我们的领导人明确告诉美国人,这里面是一个“三段论”,第一段台湾那边传得比较凶的,是所谓“没有时间表”。然而第二段中国明确地讲,赖清德这样的人不单单是“和平的破坏者”,他还有可能是“战争的制造者”。第三段是中国统一这件事情是不用讨论的,我们一定会统一,而且一定能做到。然后美方表示了反对态度。

  我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是不满足于这种表态的,但事实是,在这之后没多久,在 Foreign Affairs上一篇名为《台湾与威慑的真正来源》中,作者指出了需要“在对中国大陆进行威慑的同时,对大陆进行再保证”。

  所谓的再保障,就是美国开始需要有某种方式越来越清晰地表达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的立场。事实上在那之前,梅慧琳,另外一个美国企业所的研究人员在 10 月份的时候出过一篇文章,她的题目讲得更加清楚,《为什么拜登应该支持中国和平统一?》这是中美双方实力变化发展所带来的一个必然。

  站在美国的角度其实格外的简单,你想不想跟中国为了台湾打一架,跟中国摊牌?而且这个摊牌是会使用核武器的。你要干,如果你不要干,你也不想短期地激化矛盾,那么从中期、长期或者最终的目标来看,这样的一个东西对美国最有利的是什么?是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这就是发展的大势。当然维持这个发展大势向前,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不是美国的意图,是中国的实力,我们的实力有没有增长,以及我们的意志。

  第一,传统意义上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正在浮现。中美之间的力量变化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力量变化,它是非对称的,非同步的。对于美国来说,它希望对冲和抵消中国实力发展的优势。同时中美关系现在慢慢的变多地面临来自美国国内的政治结构和认知壁垒。具体来说,就是在美国两党竞争的制度背景下,各个党派的年轻议员靠什么上位?一种是熬资历,另一种是走捷径。走捷径最方便的途径就是搞类似什么“中国特别威权委员会”的组织,出来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在中国只能作为“键政”的东西,基于那边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成为个人政治筹码的廉价来源。这样的一个东西会为中美关系的变化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同时挑战中国的能力。

  第二,系统性的战略博弈能力建设成为中方的主要任务。中国需要做什么?用实力对比推动中美关系——以反制促稳定。那就是我不管你是真想做动作还是发癫,但我告诉你,你手伸过来,你会疼,你会很疼,懂了没有?不懂,烫一下。

  第二,我们应该构建中美关系新的压舱石,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塑造美国的认知。对于中国来说,中美之间客观上是存在复合、相互依存的,美国现在构建了一个误导性的、用来给国内交差的东西,叫中美之间的脱钩指数,它的标准是什么?这样的一个东西上面如果写着Made In China,代表中美之间连着。我进口了这样的一个东西上面没有写 Made In China,这就代表我们脱钩了。对中国来说,这种中美之间的相互连接,它需要工具化,或者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武器化,变成中美关系新的战略压舱石。战略压舱石不仅仅是美国可以从中获利,还要包含一层意思,如果你美国自毁长城去把这个压舱石拆了,你会疼。不能赋予美方单方面破坏稳定的权利,不能总是它负责折腾,我们来负责修复,这样是不行的。

  新时期中美关系的这种压舱石本质上是一个认知塑造的过程,我们要塑造美国,在美国的战略层中要形成一种认知,这种认知要变成一种战略正确,那就是:第一,与中国合作,美国是有利可图的。第二,与中国的对抗,美国会增遭受不可承受的损失。第三,美国不具备随意损害中国国家利益而不需要过多的担心受到反击和报复的自由。这取决于能力的建设,这取决于战略的规划啊。

  最后,在相持阶段中美竞争之意是什么?这种治理能力的竞争取决于双方谁犯的错误更少。中美双方已经过了一个我能够最终靠一次决定性的行动把对方一击干掉,自己不用承担过多损失的临界点。现在中美之间的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战略竞争可完全是良性的竞争——谁能给世界带来一个更好的秩序?这种秩序的核心是让世界上更多的老百姓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实力对比下进入一个新的稳健发展轨道,会成为一种实践性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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