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首次站上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带领观众品读起“中华文化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

  作为一位在上海生活了六十余载的“本地通”，复旦大学教授、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对上海有着深刻的情感记忆，对这座城市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演进更是如数家珍。

  近日，应“LuTalk·东方城市之光”邀请，葛剑雄首次站上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带领观众品读起“中华文化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

  活动现场，葛剑雄为现场近300位观众细数了中华文化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渊源与发展，提炼了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的特质，并分享了自己对于近年来海派文化发展的感受。

  “海派文化是在江南文化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而中华文化呢，那当然是我们所有文化的总体，江南文化是它的一部分。”葛剑雄指出，中国古代首都如西安、洛阳、开封都曾经在中原一线，自宋代起，随着经济重心南移，中国的文化重心也随之南下，江南文化开始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多方面显示其特点和优势，同时丰富发展了中华文化。

  1843年开埠后，上海形成了独有的海派文化，就像江南文化源自中华文化，海派文化也是从江南文化的母体中生长出来，有着相同的基本特征。

  统计数字显示，到1949年上海解放时，上海70%以上的人都不是本地人，都是移民或者移民的后代，这些人主要来自于江苏、浙江，尤其是浙江北部、江苏南部，也就是历史上的江南，这些人把江南文化中适合在一个新兴大都市发展的因素带来了，并且发展起来了。

  当然，当时的上海还有很多另外的地方的移民，但最主要的这些人，特别是比较高素质的移民，恰恰是从江南迁来的。在租界这个特殊的环境里面，这批移民也能说是中国最早接触到西方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的。

  “上海当时是一个新型的工商业城市，西方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东西都传进来了，加上迁来的人本来就有比较高的素质，江南本来商业、服务业、手工业都很发达，他们接触到新的商业很自然就能接受，如鱼得水，再加上租界里面比较规范的管理、比较强的法治，就把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中的契约、信誉、说话算数，还有精细的管理，都结合起来了。”

  葛剑雄说，所以海派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海纳百川，“海纳百川不是你想进来就进来，也不是你想抗拒就可以抗拒得了的，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再加上外国来的，你在这样一个场合竞争，你要保持你的优势，你不得不接纳其他的文化。”“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法治环境，比较规范的竞争机制，这样移民来了，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为生存、为发展，他会自觉地不自觉地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点，这才形成了海派文化这么一个特色。”

  葛剑雄认为，海派文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职业精神。“上海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职业规范、职业道德，这些规范、道德往往高于法律的要求，是自觉制定和形成的。有了高尚的职业道德、职业精神，他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自己的优势，赢得自己的地位。”

  也因此，在一次次遇到战乱、社会动荡的时候，上海各行各业都会忠于职守，做好本职工作，这在上海解放的过程中就显示出一种优势。

  在葛剑雄看来，上海解放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除了市区打仗以外，另外的地方没有受到任何破坏，而且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一切公共服务包括电灯、自来水、煤气、电话、广播，从来没停止过，公交电车也正常开，前面在打仗就停，过去了就继续开，警察照样在指挥交通，维持秩序。

  “大家为什么都这样做呢？这是一种职业道德，各行各业做好本职工作。中国和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完满的计划并下令，为保护上海这座城市，为保护上海人民，进城以后不准用重武器，通过劝降，通过地下党工作，说服对方放下武器。所以上海解放的过程中没有丢档案，没有逃掉犯人，没再次出现恶性的刑事案件，这座城市的一切生活基本上没有停顿，保证了解放以后成为新中国重要的经济建设基地。”

  “在上海，无论是和政府、企业还是个人谈协议，签合同都不是简单的，好多事情要反复讨论，但他们有一点，签的约一般都是遵守的，而有些地方是什么样的条件都答应，第二天都忘了，签了约也没用。这也可以说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中重信的因素，在江南得到了发展，到上海又因为有了法治的保障，有了法制观念的增强，形成这样一种契约精神。”

  葛剑雄认为，在中华文化里，江南文化占有主体地位，江南文化培养了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又给江南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出口，因为上海使江南文化变得更加开放、更具有活力。

  在最后的观众互动环节，葛剑雄用九个字为观众学习历史支招，那就是“多看看，多念念，多听听”，“有一点，你如果明白它的意思了，记起来就较为方便，意思不明白，记起来就比较难。比如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事，你叫我精确讲哪一年，我说不出来，但你把前后次序弄清楚，比如太平天国跟战争谁先谁后，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谁先谁后，还有一些地名之间的相互关系弄明白，了解一些大的概念以后，慢慢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