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3-12-31 05:27:26 | 作者: 乐鱼登陆入口
《申报》自创办伊始，直至19世纪末，在经济上或许并未达到其原始投资人的全部预期，但在新闻、传播乃至出版方面，无疑为近代中国拉开了新的历史序幕。尤其是对清末上海市民文化以及公共舆论空间的建构发展，起到了引领和推动的双重作用。与此同时，对于早期海派文学以及海派文化的形成、发展乃至繁荣，《申报》也作出了无可替代的积极贡献。
具体而言，《申报》创办后就在新闻传播这一主业之外，开辟拓展出了“文艺专刊”以及“书籍出版”这两项具有先锋性的业务。作为早期《申报》“文艺专刊”的《瀛寰琐记》（1872.11—1875.1）、《四溟琐记》（1875.2—1876.1）和《寰宇琐记》（1876），以及作为书籍出版业务的《申报》馆丛书，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20世纪上半叶，都为后来者所关注追忆。鲁迅和周作人的日记中，都曾记载过购买早期《申报》馆丛书方面的相关信息。
如果检索早期《申报》的这几个“文艺专刊”，就会发现一个与早期海派文学乃至海派文化有着密切人事关联的重要信息，那就是早期《申报》文人群的地域背景与地域文化属性。
《瀛寰琐记》在时间上几乎是紧接着《申报》的创办而创刊的。其创办的初衷，尽管有满足早期《申报》读者们发表诗文著述心愿的考量，但终究是为实现《申报》原始投资人通过逐步扩大出版规模，来实现投资回报的计划，并达成其“畅行无滞”的商业追求。也就是说，早期《申报》的“文艺专刊”，就为了弥补并扩大《申报》每天因为人力所限而造成的版面局限，通过“扩张篇幅”“增广条目”以及创办月刊的方式，来增加并扩大《申报》新闻出版的信息量。而所谓“用示奇珍”之说，其实亦不过是服务于《申报》商业目标与追求的一种对外说辞吧。
而从早期《申报》编辑、读者以及作者的地域来源及分布来看，基本上就是以杭嘉湖地区作者群、上海本地作者群以及苏吴地区作者群为主，再加上少量江浙沪之外的作者。这样的作者群，其实与当时《申报》的订户或读者群多有交集。这也说明，早期《申报》“文人群”，其实就是一个涵盖了《申报》的新闻编辑出版、订户以及读者的文人群，是以当时上海这个正在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开埠口岸城市为中心，以杭嘉湖平原地区为重要腹地或人力后援的文士集团或群体。
具体而言，除了当时上海的中心城区外，还有南汇、华亭、南翔、宝山、嘉定、松江、青浦；浙江包括嘉兴、萧山、杭州、湖州、绍兴、宁波、金华、温州等地；江苏则集中在苏州、无锡、常熟以及江阴、淮安等地。通过《申报》这种“日聚千百人之耳目，环而观听”的近代新兴媒体传播方式及信息平台，关联起来一个人数上持续不断的增加、地域范围也随着《申报》发行销售范围的扩大而逐渐扩大的“《申报》社群”。而江浙沪一带的中下层文士，尽管缓慢却率先接受了这种现代传播方式。
由此，江南一带的民间阅报风气，亦随之渐开。除《申报》新闻之外，《申报》“文艺专刊”是一种可以按时——譬如每月——阅读到的文学读物。而这种文学读物，又是按照市场、商业的方式，将文学与文士通过《申报》“组织”起来，形成了一种以“文学”为中心的新的时代联系方式与关系形态，以此来实现了将“一时之目”与“千古之心”两者兼顾起来的目标，也实现了传统士大夫以及民间文士在这样一种平台上，部分达成其济世安民、致知格物、弄月吟风诸方面的宏大理想与日常追求。当然，这一切又都是在《申报》及其“文艺专刊”不断市场化和商业化的推进中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的。
时代化、商业化、市场化以及市民化或平民化，客观上形成了早期《申报》及《申报》文艺的基本特征，也就是早期海派文学与海派文艺的基本特征。
与早期《申报》“文艺专刊”相伴而生的，是《申报》馆丛书，这也是《申报》将其出版功能与商业追求，从新闻编辑传播扩展到书籍出版发行领域的一种具体体现。
如果检索并考察一下早期《申报》馆书目，就会发现在《申报》新闻以及《申报》文艺方面，已经实践或未曾实践的一些创新之举，在《申报》馆丛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尝试，其中不少成为引领时代的典范之举。
譬如，最初在《申报》连载的翻译小说《昕夕闲谈》，开启了晚清中国在报刊上连载外国文学作品——长篇小说——翻译的先河。而《申报》馆丛书书目中的《昕夕闲谈》一条，则非常有可能是晚清中国从人性相通这一角度，来看待并评价中西文学或中西小说的先锋，“是书（《昕夕闲谈》）系经名手从英国小说中翻译而成也。夫中外之人，虽言语不同、嗜欲不同，而喜、怒、哀、惧、爱、恶、欲之情则一”。这一断语，不禁让人联想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歌德在谈到“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时的场景。
所不同的是，歌德当年是在读到了一部被翻译成西方语言的中国小说之后，连带着评论法国诗人贝朗瑞的诗歌，而首次提出“世界文学”这一重要概念的。而《申报》馆书目，则是通过《昕夕闲谈》这样一部被翻译的西方小说，谈到了当时中西跨语际、跨文化交流的共同基础。《昕夕闲谈》的翻译，以及《申报》馆书目中所撰写的《昕夕闲谈》内容提要及书籍销售广告，一方面凸显了早期《申报》出版及《申报》文艺的“世界意识”，另一方面也为后来逐渐形成的海派文学及海派文化的“世界性”奠定了基础。
再如，蔡尔康在《申报馆书目序》中提到，《申报》几乎在创办伊始，就开始了书籍印刷出版的筹划推进，而在1877年前后推出的《申报》馆丛书书目中，一共收录了50种新印图书。如果再加上三种《申报》文艺专刊以及《格致汇编》，则有54种之多。这样的印刷出版速度，在当时的上海乃至全国，都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更为关键的是，在这50余种新印书籍中，按照古事纪实类、近事纪实类、近事杂志类、艺林珍赏类、古今纪丽类、投报尺牍类、新奇说部类、章回小说类、新排院本类、残丛汇刻类、精印图画类和附录予以分类编排。
其中，不仅明显突出了对近代或当下著述的印刷出版，而且对各种小说类著述的印刷出版也予以了格外重视，甚至将《中英合约》《亚细亚东部地图》《火轮车图》亦作为出版物予以印刷出版。这在打破知识垄断、扩大图书出版边界、创新图书出版的形式手段尤其是技术方法方面，均有先人之举。甚至曾国藩刚病逝，《申报》馆就出版了《曾文正公大事记》，这种出版意识和出版效率，也是不多见的。
更引人注目的是，《申报》馆丛书中，“杂著”数量占据半数甚至以上，且具有雅俗兼容与雅俗共赏之突出特点。这一点或许与王韬的个人著述及他所推荐的“艳史丛钞”类著述有一定关系，但总体上所反映出来的，仍然是《申报》文艺，或者以《申报》文艺为中心的早期海派文学及海派文化兼顾“雅俗”且“雅俗”共赏的审美追求。
概言之，《申报》既是早期海派文学与海派文化的忠实记录者、承载者和传播者，又是这一文学与文化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与实践者。如果说“雅俗兼顾”以及“雅俗共赏”，成为早期《申报》文艺在市场化、商业化追求下所致力于平衡并实现的艺术目标，那么，前者所呈现出来的，当为早期《申报》文学或海派文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而后者则突出了早期海派文学和海派文化的市民性或通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