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发布《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不久前，9月22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在成都召开“第十四届全国外语院校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暨科研管理协作会年会”，全国近30所外语院校与综合类高校外国语学院的100余名代表参加了大会。

  与会专家达成共识：构建中国世界观是时代之需，是国家之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需。新时代要求我们从中国立场出发，形成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看法，而非照搬西方立场，被西方国家的观点所左右。

  今天的中国正在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道义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其中重中之重就是复兴中国的文化自觉、复兴中国的文化自信与做好国际传播伟大事业。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紧密相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离不开文化自觉。中国文化特质是心物一元，自他不二。中国人敬天礼圣，以“合”为尚。中国人的处事方式是和合成谐，礼运大同。礼教使中国文化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要求我们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中国智慧，为世界提供中国解决方案。在中国古代，伏羲的母亲华胥氏有个“华胥国”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天下大同，这个和谐发展、共同富裕的梦想对于今天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今年国际翻译日（9月30日）的主题是Translation unveils the many faces of humanity（翻译展现多面的人类社会），强调翻译在维护人类和地球的和平与安全，推进可持续发展、人道主义援助等方面发挥的及其重要的作用。纵观历史，中国文化复杂而同一，这种独特且优秀的文化特质可以为未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优秀范例。

  中国明朝程允升所作典籍《幼学琼林·夫妇》记载：“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更早的东汉魏伯阳所著经典《周易叁同契》记载：“雄不独处，雌不孤居。”应当指出，东西方文明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关系，相互依存，共生共存，谁也离不开谁，人类的未来必须走文明互通、互鉴、互融与和谐发展的道路。

  《国语·晋语四》记载：“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孟子》里也有相似的论述：“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现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在《谈艺录》的序言中指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以上这些理性的、客观的认识，都反映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哲学内涵，即中华民族“敬天礼圣，天人合一，以合为尚。”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离不开跨语言、跨文化翻译、传播这座桥梁。但我认为，欲学跨中西，必先贯通古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从打通中西语言文化隔阂入手，但我们自己尤其应当首先回归经典，正本清源，真正了解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然后再来谈如何对外加以传播。具体而言，国家汉办急需在北京总部开设“孔子书院”，为全球孔子学院及国际友人提供古典文化研习班和进修班，其目的主要是为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进行高端师资培训。而孔子学院师资、国学水平如何更好担负起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任是明显问题。最后，贯通古今之后，则必须打通中西。我认为，翻译可分为两个层面，即“译之器”与“译之道”。中国文化主张“合为贵”（Unity is king），即我们崇尚“一之多元论”（曾仕强语）。因此理论上说，译之器在“译通”，而译之道在“译同”，因为人类的相同点和共同利益远大于各个国家之间具体差异和局部利益。从长远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天然的可行性，但需要由中国文化来引领未来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毕竟，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一个经过历史检验的、合格的领航人，而不是一个到处输出战争以谋取私利、德不配位的西方霸主。

  总之，中国文化以“合”（unity）为其主要特征，而西方文化以“多元”（pluralism）为其主要特征。人类命运共同体恰好反映了宇宙间的这个最根本属性，即整体性由差异性构成，但差异性必须要服从于整体的系统性。换句话说，就是统一性，整合性。《庄子·秋水》有云：“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万物归一，孔子在《周易·系辞传》说：人生最大的价值是“参赞天地之化育”，“化育”指生化万物，“参赞”就是弥补的意思，弥补天地化育之不足。事实上，各种文明各不相同，各有差异，但天道的本质是求大同而存小异，即“合而不同”（Diversity within unity，but unity beyond diversity）。

  中国文化元典《周易·序卦传》记载：“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天、地、人构成宇宙三才，而三才最终必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宇宙，即太极，这就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大道至理。中国文化认为：止于一曰正，正久则成贞，贞下则启元，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周易·系辞传》中还记载了孔子的教诲：“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放眼国际，日本学者山本新在《中国文明与世界——汤因比的中国观》一书中写道：“汤因比所期待的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能仅仅站在本国利益的立场上开展行动，应该站在世界的立场上，为解决人类现今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而发挥指导性的作用。”（东方出版社，1988，第169页）

  9月27日，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省曲阜尼山圣境尼山讲堂开幕。开幕式上，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发表了题为《古代智慧概论——亚里士多德、佛陀、孔子与当今全世界伦理》的主旨演讲。萨克斯在演讲中说，我们这样一个世界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巨大的不信任、前所未有的焦灼的事态和巨大的危险，解决这些焦灼的事态，克服世界危机，需要真正可行的共同价值观，孔子、亚里士多德、释迦牟尼等圣贤的古代智慧能发挥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应对现代挑战。

  我认为，真正可行的共同价值观就是《礼记·礼运·大同篇》中儒家所倡导的天下大同思想，也就是一个和合共存的世界，“和”指的是和平共处，“合”指的是分工合作。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走出目前纷争不断的可悲境地。

  新时代的大国外交离不开公共外交，特别是外语学科的支撑与保障，这对外语学科的职能定位和发展都提出了新要求，尤其是加强世界各国历史、文化研究，可为国家制定相关对外战略提供重要智力支撑。这是时代赋予外语人的责任，也是外语学科发展的新机遇。

  同时，应在教学方面培养优秀的汉外双语人才，并在科研方面注重创新研究，加强中国人文科学研究成果的对外译介和传播，构建中国学者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话语权与话语体系。

  尤其重要的是，外国语学科的内涵要彰显“变”字，实现创新发展。一要重视中外比较研究，二要重视中国国家形象在国外的认知和建构研究，三要重视外国有关中国的重大舆情研究。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要突出“用”字，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精通目的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是系统工程，复合型目的语专业人才和国际传播人才则是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的有效保障。

  总之，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还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外语院校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具有新角色，要解决传播内容、传播人员、传播方式和传播对象等问题。可优先考虑四个着力点，一是从内容生产的维度着力，加快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内核，以提升中国故事的跨文化适应性。二是从人才供给的维度着力，注重培养“语通中外”和“学跨中西”的人才主体，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支持。三是从受众研究的维度着力，开展传播对象国及区域研究，提升精准传播的整体效能，以更精准的话语切换讲好中国故事。四是从丰富传播渠道的维度着力，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拓展传播渠道，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诚然，国际传播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包括国际话语权失衡、西方思潮和信息逆差、疫情对传播秩序的干扰以及多元传播主体助长的风险。这样一些问题凸显了外语类高校在国际传播中面临的挑战和责任。

  还应当指出，我国的国际组织人才教育培训和区域国别研究，亦需要出现有组织和系统的教学和科研，以便更直接地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最后，我愿在此借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英文主题及其上乘的汉语译文作为全文总结：

  （作者：武波：中宏观察家、博士，外交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文化与和平委员会研究员）